location: index > Research

China Model”should speed up

source: date:2016-11-02 14:31:42

By Ye B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WTO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nd researcher at Shanghai 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现阶段,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缔结投资保护协定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在投资保护机制以及投资保护条款规定方面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笔者认为,中国可以以《中澳自贸协定》投资章为基础,借鉴中美、中欧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谈判的经验,提出我国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范本。

    欧美经验可供借鉴

    一般来说,投资保护问题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大量新独立国家按照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原则对本国自然资源采取了征收、国有化措施,这在当时战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是无可厚非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多数新独立国家由于自身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经济结构以供应原材料也就是初级产品为主,发展本国经济还需依靠国际资本。为此,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签订了大量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了诸如公平公正待遇、国民待遇等实体条款。在程序保护方面,为了吸引外国投资、消除国有化措施带来的阴影,在协定中特意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机制,投资者可就东道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到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就目前投资仲裁机制的发展而言,阿根廷、捷克等国频繁成为被告,这些国家或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不稳以致政府出台了激进的改革措施,或是由于本身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总体而言,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较多运用投资仲裁机制,美国、荷兰、英国的投资者是该机制的重要运用者。就仲裁裁决结果而言,截至2015年,1/3的裁决结果对东道国有利,1/4的裁决结果对投资者有利。这说明尽管投资仲裁机制存在一裁终局同案不同判的弊端,但还是较好地实现了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的平衡保护。

    欧盟和美国都属于发达经济体,在缔结投资保护协定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从传统上讲,欧盟成员国单独缔结投资保护协定主要可分为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保护水平最高的是荷兰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范本,上述协定在部分主要条款上并未采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例,而是采纳了经合组织的1962年范本。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通过签订带有投资章的自贸协定来推进欧盟的投资保护制度,主要体现为欧盟与加拿大、越南签订的自贸协定,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美国在投资保护制度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美国一般采取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做法来保护对外投资。在关贸总协定时期始终未涉及投资,因此美国订立了大量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根据1989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的自贸协定,美国形成了投资保护领域的范本,集大成者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和2012年的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美式投资保护条款的特点是以国际习惯法中的最低待遇标准为依据保护对外投资,对间接征收规定详细条款进行明确限制,并在投资仲裁机制中允许甚至是鼓励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交法庭之友报告。经过长期实践,美国已形成了以确保东道国政府的监管权力为目标的成熟的投资保护政策。对美国而言,国内法律制度完善,即便在投资仲裁机制中成为被告,败诉概率也不大。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制定详细的条款确保自身的监管权力,而且条款越详细,越可以限制仲裁庭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利于保护美国的对外投资。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截至2015年,来自美国的投资者在138起投资仲裁案件中充当了原告,远远高于第二名荷兰(80起),这说明美国在投资仲裁机制中的进攻利益强于防守利益。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美国与欧盟在投资保护问题上准备建立国际投资法院,也就是建立投资仲裁的上诉审查机制。

    多方努力将形成中国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范本

    中国投资保护机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1998年,中国订立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并未对外国投资者规定很多权利,限制提起投资仲裁机制,争端类型也仅限于因征收而产生的补偿金额的争端。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2007年,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保护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保护水平基本上相当于经合组织或荷兰的黄金标准。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至今,中国采取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保护模式。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投资保护模式的发展与其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吸引外资的最初阶段,中国采取了限制投资争端范围的做法,从而确保了政策的监管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订立了大量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一方面需要确保订立的投资协定的保护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保护本国对外投资的利益也日益重要。2005年以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吸引外国投资已不再是投资协定谈判的主要目标,有必要在协定谈判时仔细磋商条款、避免本国的监管措施频繁成为被告。2005年之后,中国订立的自贸协定或者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对象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采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式的投资保护模式可实现投资保护的目标,典型实践就是中国与德国、韩国和加拿大签订的投资协定。

    总体而言,我国的投资保护条款规定并不落后甚至可以说相当领先。例如《中澳自贸协定》规定了准备建立投资仲裁的上诉审查机制。可以说,《中澳自贸协定》中有关投资保护的规定,是我国迄今为止签订的自贸协定或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规定最为翔实的国际经贸条约。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现阶段对外投资金额快速增长,有必要制定出反映中国立场和利益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作为以后与其他经济体谈判的基础。目前中国可以以《中澳自贸协定》投资章为基础,借鉴中美、中欧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谈判的经验,提出中国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范本。与此同时,除了传统的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内容,中国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范本可以加入反映时代发展的新内容,例如可持续发展、全球价值链等。作为亟待提升国际经贸领域话语权的国家,适时提出上述建议可以提升我国在经贸领域的话语权。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教育学院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