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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017-07-21 10:38:35 文章来源:

  ——桑瑞聪博士新著《扩大内需背景下国内价值链构建与产业转移》序

 刘志彪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教授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越来越被认为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是实现产业升级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政策,更是被作为发挥大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当做有效的应对后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

  在地区经济合作和差异协调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全球价值链(GVC)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增长和发展的影响问题。在上一轮经济发展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制造平台或“国际制造基地”,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角度看,中国接受的是它们主动发出的制造业的国际外包订单,是属于GVC的低端环节。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以全球性城市为节点,其总部或总部分支机构往往配置在沿海大城市,主要是为了利用其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交易成本低的优势;它们把其制造过程和工厂设置在沿海基础设施发达的其他省份,如江浙、广东等,一是为了更方便地使总部高级的生产性服务机构和人员能够“面对面”地服务于它们的制造企业;二是为了在节省制造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享受到邻近大城市的外部经济。

  GVC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国东部地区国际贸易的“爆炸式”增长,加速了这些地区“世界工厂”、“国际制造基地”的形成。外向化程度高的产业在这些地区的高度集聚,不仅使这些产业享受到了来自GVC高端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溢出,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水平,客观上也加大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程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我国东部地区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限制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能力的发挥,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中西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在本地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机会,只有源源不断的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只能得到低级要素的报酬,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自身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的选择。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附加值低的外资代工企业,对当地的生产成本尤其敏感。一旦当地的生产成本上升,它们更可能的选择的,并不是留在当地进行产业升级,而是进行产业转移。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就会外移而不是内迁。这样又使中西部地区缺少发展机遇。

  第二,以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般都是处于产业链下游,低附加值,不掌握核心技术等,进多出多,产品往往是给他人所用。加工贸易行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设备进口也很多。出的更多的还是人力,使用别人的设备、别人的技术,给别人做产品。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以及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和出口。这种发展格局,不仅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的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对中西部地区的机器设备需求,转向对国外的需求,这就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在技术落后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差异的不断加大而且长期难以收敛,跟我国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全有较大的关系。众所周知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得地区间的要素报酬趋同,从而缩小地区差距。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因城市化程度差异和制度创新不足等原因(如户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等),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分割。我国的产出向东部地区集中的同时,人口却由于要素市场的分割而没有逻辑地相应向东部集中,而是滞留在原地、闲置在当地。这种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失衡,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以想象的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没有流出的中西部地区人员,其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更大。

  这就提出了要重视内需和国内市场、通过国内价值链(NVC)的构建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命题。实践证明,通过建立我国本土企业控制的国内价值链,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完成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对策之一。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价值链中本土企业为主,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同时,国内价值链包含着高附加值的环节,这使得中国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本利得。这些利润就为继续的投资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

  其次,建立国内价值链后,中国不仅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把订单外包到其他国家,利用他国的禀赋优势。此时,产业转移就成为中国主动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行为。

  最后,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改变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链条太短的缺陷。同时链条的延伸和完整,带来了生产的迂回和专业化的加深,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可以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因此,利用国内市场进行产业升级,是未来我国发展战略中的的重要选择。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国家腾出自己的市场,给中国产业提供产业升级的支持。只有立足于国内市场,才能形成中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国内价值链是一个趋势,也是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在GVC转向NVC的过程中,必然形成国内产业转移的潮流和趋势。在NVC下,本土企业成为价值链的“链主”,它们具有在国内各地区间整合资源的主动选择特征。如这种“链主”可能会主动利用国内广阔的市场规模和范围,在东中西部地区间进行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利用比较优势在当地发展加工制造环节。因此在NVC下,本土企业可能就是国内产业转移的组织者和治理者。基于不同产业对成本敏感性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从事研发、销售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自然会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和配置,这既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又为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腾出了产业发展的市场和增长空间。可见,在NVC下,国内产业转移将成为产业空间配置的必然选择,从而东部沿海与中西内陆地区之间就会形成类似于总部和制造地区那种具有互补和协调关系的产业分工格局。

  桑瑞聪的博士论文《扩大内需背景下国内价值链构建与产业转移》,抓住了这一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具有自己独特视角和风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书的研究立足于国内市场,结合当前国内价值链构建的新趋势,深入分析了国内价值链视角下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驱动机制以及推动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综观全书,我觉得它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理论分析来看,本书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Gereffi的价值链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价值链理论,是价值链理论在发展中大国的重要运用。区别于已有基于宏观层面对国内地区产业转移问题进行的定性研究,本书从价值链微观层面对其定量研究也是对传统产业转移理论的重要补充。同时,本书在分析中还融合了新经济地理、新经济增长、新新贸易等多个理论。

  第二,从数据搜集来看,本书整理了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第一手统计资料,对国内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转移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假说进行验证,从而提供了可信的微观数据支持。企业是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从企业层面获得统计数据可以真实反映产业转移的规模,从而避免使用区位熵、产值份额、市场集中度等宏观指标测度带来的不准确性。同时,上市公司的数据具有连续性和公开性,可以客观真实衡量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规模。从微观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测度也是本书的重要创新之处。

  第三,本书采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研究对象从内生性市场机制和外生性地方政府行为方面,对国内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转移驱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的、有价值的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如提出: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或外包方式将非核心业务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中西部内陆地区要建立和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提高产业承接能力。此外,还提出了地方政府之间要形成有效的利益共享和产业补偿机制。

  本书构建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国内价值链视角,聚焦于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随着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大量的中国本土企业将会增加在海外地区的投资设厂。因此,企业海外转移问题是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此外,本书在典型案例研究中只考察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未来需要在实证研究方面继续扩充和拓展。

  近二十年以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通过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开放化、交互化和本土化,逐步与国际贸易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融合,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的学术新秀。桑瑞聪博士的新著,正是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之间基于研究范式“开放化、交互化和本土化”的尝试和努力。虽然该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今后仍需要在理论、方法和数据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