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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即将开启新阶段

2017-08-28 09:58:50 文章来源:

  2017年7月31日,日内瓦国际研究所国际经济学Richard Baldwin教授出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主办的2017年全球价值链讲习班,并做了题为《大趋同与全球价值链革命》的讲座,现将其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因
  Baldwin教授提出,可以将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归结为套利交易,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全球化主要是基于货物的套利交易,90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是基于知识技能的套利交易,而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则将是基于服务的套利交易。他指出经济全球化主要面临三种不同的制约因素:一是贸易成本,即货物跨境流动的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二是通讯成本,即知识跨境流动的成本;三是“面对面”的成本,即劳动力(服务提供者)跨境流动的成本。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制约因素居于主导地位,而这些制约因素的逐步放松也成为不同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因。概括而言,Baldwin教授将经济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90年代的贸易成本驱动阶段,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今的通讯成本驱动阶段,以及即将进入的第三阶段是“面对面”成本驱动阶段。
  二、经济全球化第一阶段:贸易成本驱动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幅降低了货物运输成本,使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各国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贸易,随着市场向全球拓展,生产规模也逐步扩大,为降低通讯成本,生产商开始在某一区域集聚(当时主要是7国集团,即G7),群聚效应也进一步加快创新和发展,但由于通讯成本较高,各类创新也只能停留在G7内部,从而带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知识技能的不平衡,进而加剧南北分化,即发达经济体进入工业化的良性循环,而欠发达经济体则陷入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
  三、经济全球化第二阶段:通讯成本驱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伴随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爆发,通讯成本即知识技能流动的成本大幅降低,带来生产工序的拆分和离岸外包,同时加快知识技能的跨境流动。Baldwin教授认为90年代之后的经济全球化不再是贸易成本下降驱动的货物跨境流动,而是知识技能(Know-how)的跨境流动。一方面,知识技能不再具备国家属性,而是企业属性;另一方面,知识技能能够与后起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也正因如此催生了“全球价值链革命”。发达经济体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与后起经济体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一种是直接方式,即发达经济体直接将知识技能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体,另一种是间接方式,即发达经济体的知识技能以零部件为载体间接转移至发展中经济体。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借此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南北差距逐步缩小。知识技能的跨境流动带来生产工序的碎片化,出口对进口的依赖度大幅提升,即一国为了生产出口产品必须进口大量中间品。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也使得传统比较优势的国别属性越来越弱。但这一阶段,由于“面对面”的成本仍然较高,所以全球价值链仍然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从全球来看存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三大生产网络。
  在这一时期,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GDP、制造业增加值、贸易额等各项指标占世界的份额不断攀升,经济全球化的特征逐步发生变化,由先前的“南北分离”(The Great Divergence)转为“南北趋同”(The Great Convergence)。从贸易结构来看,产业间贸易占比迅速增长;从贸易政策来看,90年代之后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单边大幅下调关税;从跨国投资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和FDI爆发式增长;从区域贸易协定来看,越来越多的RTA开始囊括离岸以及供应链条款(例如资本流动、知识产权、投资、竞争政策等);从生产工序来看,生产碎片化特征日益显著,带动供应链贸易发展;从增加值份额来看,服务业所占份额明显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正是由于存在损益不均的情况,所以在任何一个阶段都不乏听到“反全球化”声音,特别是近几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总统上台更是将“反全球化”推上了一个新高潮。针对特朗普准备提高关税的提议,Baldwin教授也指出,这不过是试图用20世纪的思维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可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因为关税只会提高贸易成本,并不会影响通讯成本,所以高关税不仅不会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相反会通过提高进口成本而提高在美国境内产业投资的成本,因为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进口对于大多数产品生产而言都至关重要。而且,原本转移出去的生产工序和环节一般都是低端和常规性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机器所替代,也无法增加美国本土的就业。
  四、经济全球化第三阶段:“面对面”成本驱动
  展望第三阶段,远程呈现(Telepresence)、远程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等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面对面”成本。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不需要长途跋涉也能达到“面对面”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将是服务的套利交易。例如美国和菲律宾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分别是6100美元和400美元,工资差异使得服务外包变得有利可图,而远程呈现技术使之变得可行。如果说人工智能只能实现机器对人力的替代,那么远程智能技术的发展将突破劳动力移动的限制继而推动服务外包的发展和深化。不过Baldwin教授也指出,前两个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可能只影响了不到30%的产业工人,第三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将使其余人(主要是服务业提供者)也受到影响。

白光裕编译